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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5月16日至7月12日，安徽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唐良智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撰写了学习调研文章，现刊发摘要以飨读者——

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论述，蕴含博大至厚的真理伟力、实践伟力，为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行稳致远提供了根本遵循。通过这段时间的学习思考，深刻感悟到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自倡议、擘画和推动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共建“一带一路”携手共进，越来越展现出强大的影响力、生命力和感召力，深刻认识到当前共建“一带一路”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我国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进入必须加快“走出去”的关键期、机遇期，优势产业“出海”发展其时已至、其势已成。

一、牢牢把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给我国优势产业“走出去”带来的重大机遇

（一）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支撑“双循环”良性互动，为更好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带来机遇。从构建新发展格局来看，“一带一路”作为连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枢纽，将不断深化我国与共建国家的经贸合作，充分挖掘国内外市场需求潜力，拉动国内市场供给增长，形成内外经济良性循环。以安徽为例，处在连接长三角和中西部的“两个扇面”的交汇地，是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节点，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多重国家战略叠加，承东启西、连南接北的区位优势，正在转化为通江达海、左右逢源的发展优势，2023年安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4104.6亿元，增长20.1%（见图1）。通过“一带一路”平台，有利于我国企业用好陆、海、天、网的全球互联互通网络，链接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实现资源要素在全球配置，进一步促进优势产业“走出去”。

（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新质生产力正向溢出，为以科技创新合作深化产业合作带来机遇。实践证明，我国与共建国家科技创新合作的持续推进，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近年来，安徽坚持以科技创新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建成、在建和预研的大科学装置13个，拥有国家级科创平台200余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近2万家，形成集成电路、新型显示器件、人工智能、先进结构材料4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产业“走出去”的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

（三）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为“制造出海”拓展新空间带来机遇。作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国家和出口大国，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器”作用更加突出，新兴产业发展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互补性强，分工协作、协同发展潜力巨大。安徽正成为我国新型工业化制造业大省，全球10%的液晶显示屏、全国50%的光伏玻璃、20%的光伏组件、15%的家电、10%的汽车都是“安徽造”，以“新三样”为代表的制造“出海”空间十分广阔、呈现良好态势（见图2）。通过“一带一路”平台，有利于运用我国制造业基础厚实的优势，推动链主企业发挥引领带动作用，增强产业链韧性和活力，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更好走进更广阔的国际市场。

（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构建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为提升“走出去”水平带来机遇。作为对外开放和对外合作的关键抓手，共建“一带一路”推动我国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促进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自贸试验区为例，全国现有22个自贸试验区，以不到4‰的国土面积，贡献了占全国18%的外商投资和进出口总额，向全国复制推广300多项制度创新成果，成为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助推我国对外开放的制度、规则等对标国际，有利于推动更深层次改革，进一步促进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标准等制度型开放转变，为我国优势产业高水平“走出去”提供坚实支撑。

二、加快优势产业“走出去”面临的问题

（一）政策沟通不够广泛。突出表现在规则标准对接方面，还有不少国家没有合作，尤其是与一些大国和区域组织之间规则标准对接合作存在堵点，给优势产业“走出去”带来障碍。比如，有企业反映，国外某地区关于电池与废电池的法规和碳边境调节机制，提高了行业标准，对中国产品设置“碳壁垒”。

（二）出海通道不够畅通。空中丝绸之路建设步伐不够快，比如，安徽国际航空通道不足，全货机国际航线仅9条。中欧班列区域不平衡，比如，长三角进出口规模在全国占比高达36%，中欧班列开行数量难以满足巨大外贸需求，中欧班列（合肥）开行指标不足，造成安徽制造“出海”运力紧张。内河航运联结“海上丝绸之路”存在堵点，比如，皖苏豫内河部分省际航道存在等级不一、不通航等问题；受制于航道、船型等影响，安徽长江港口集装箱和大宗货物的接卸中转能力不足，万吨级及以上泊位占长江干线泊位数的比例较低。

（三）服务体系不够健全。金融配套服务滞后，中资金融机构在海外布局覆盖较为不足，市场服务体系不够完善，企业海外融资仍存制约。法律服务不够完善，法律服务机构没有随着企业“走出去”而“跟上来”，比如，涉外法律服务供给不足，目前我国律师事务所仅在3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180家左右分支机构。

（四）文化融通不够深入。文化差异影响对话，“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涉及人口众多，民族多元，宗教信仰多样，存在不同的认知、分歧和矛盾，增加文化沟通难度。人文交流仍需加强，比如，去年我率团出访拉美地区，智利当地孔子学院反映，希望能够为智利学生来华交流提供支持。

三、对策建议

（一）持续推进规则标准“软联通”。发挥政策沟通的引领和催化作用，深化互信合作，构建多层次政策沟通交流机制，搭建更多双边、多边合作机制平台，推动规则标准对接合作，降低资金、技术等要素流动的“隐性壁垒”。推动“新三样”等优势领域的“中国标准”走向世界，提升国际规则制定话语权。加强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持续释放汇聚全球要素、配置全球资源的对外开放枢纽作用。

（二）强化对外开放立体通道建设。加快空中丝绸之路建设，加大“一带一路”国家在内的国际航线开发力度，支持合肥国际航空货运集散中心、芜湖专业航空货运枢纽港建设。提升中欧班列质效，优化提升中欧班列运力，推动延伸至更多城市。发挥内河航运优势，进一步畅通皖苏豫等内河省际航道，构建多式联运体系。

（三）提升产业全球布局能力。调整优化产业链布局，支持汽车、光伏、锂电等行业龙头企业建设新一批境外合作园区，打造“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示范区。发挥国内链主企业优势，带动上中下游中小企业以订单合作、平台共享、组建产业联盟等方式，“走出去”开拓市场，“融进去”布局发展。支持企业建立海外研发体系，创新驱动企业发展，提高产业竞争力。

（四）做强服务体系保障。优化金融服务，探索建立企业“走出去”政府引导基金，发挥多层次资本市场作用，进一步拓展融资渠道；完善中资金融机构海外布局，扩大覆盖面，丰富金融产品和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质效。支持我国律师事务所等法律服务机构“走出去”，到海外设立分支机构，或者与当地法律服务机构联合经营。

（五）健全风险防控机制。完善应对国际贸易摩擦工作机制，做好案件应对咨询、政策解读、业务培训、专题研究等工作。建立商务、海关、税务、金融、口岸、信保等信息共享机制，强化各部门的数据联通、业务协同，提高监测、预警、响应、评估的精准度和指导性。

（六）加力促进文化融通。讲好中国故事，积极宣传共建“一带一路”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源自中国、惠及全球的理念，促进外界更加了解中国和中国企业。深化文化教育交流合作，继续加大相互间留学生规模，开展合作办学，邀请智库学者、媒体等来华交流、研修。加强民间交往，推动建立更多中外民间合作伙伴关系，开展民生项目合作，促进文化相融、民心相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