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一带一路网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此为起点，中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过去的四十年，各个领域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和发展，民营经济亦迎来了蓬勃发展的年代。

改革开放的40年，也是一部当代浙商史。浙商们从心底里相信，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浙商。40年来，浙商们见证着经济社会的变迁，并在不同的领域取得了开拓性的创新和耀眼的成就，推动着时代的发展。

浙江省工商联、《浙商》全媒体联合推出“40年40人•浙商口述史”系列报道，尝试通过浙商们的亲身讲述，呈现改革开放过程中独特的浙商故事。

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我加盟华立的前身企业“余杭仪表厂”40周年。40年的风风雨雨，应该说我和华立是改革开放的见证者、参与者、实践者和受益者，我从一名技术工程师成长为身负责任的企业家，华立从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仪表厂成长为多业并举的跨国企业集团。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我们的故事。关于我的创业故事，关于华立前期发展的历程，我想大家都很熟悉了。这次我就简单谈谈我们的国际化之路，与大家分享华立积极融入“一带一路”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泰国——国际化布局的开始

当华立还是一家从事电能表生产企业的时候，对于市场非常细分且容量不大的电能表产业，我们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试想着开拓国际市场。想到就行动，说干就干，20世纪90年代初华立开始将电能表面向国际市场销售，只不过当初只能通过外贸公司，也没有自己的品牌。1995年我们获得了自营进出口权，组建了国际贸易部，开始以自主品牌在国际市场上推销产品。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我们觉得这种营销模式也越来越难，因为即使我们产品的性价比非常好，但外国人总对你业务的可持续性和售后服务心怀疑虑，更何况即使再自称是如何市场化的国家，总是存在一些让人很不爽的非关税贸易壁垒。

到了2000年，华立开始了国际化布局，我们决定去尝试“销地产”（在销售所在地生产），虽然制造成本会高一点，但产品售价也会高一点。我们第一步选择了泰国，先在曼谷租了一个厂房，派了一批生产骨干，发过去了一批生产设备，搞了一个组装厂，说白了就是将产品的零部件成套发过去，以SKD、CKD的形式组装后供应泰国市场。万事开头难，一开始泰国当地的同行便联合起来与我们竞争， 想将我们逼走。经过三年的坚持和坚守，我们在曼谷的工厂开始逐步扭亏为盈了， 基本站住了脚。这时，我们觉得应该作长期打算，于是2004年我们在泰国安美德春武里工业区买了一块地计划自建厂房，2005年在泰国参加新厂建设开工奠基仪式结束后，我受邀去工业园开发商——安美德公司董事长邱威功先生的私人会所做客（因为华立是他的工业园中第一个来自中国的客户，他非常好奇，想进一步了解我们），宴会期间谈到了华立是否愿意与安美德合作在泰国罗勇府共同开发一个专门面向中国企业的工业园？我相信未来会有许多中国制造业企业会像华立一样，从纯产品出口走向“销地产”，再到全球化生产布局，这是一件“利他又利己”之事， 我和我的同事当即答应了。这就是泰中罗勇工业园最初的由来。之后，又有了中国政府于2007年出台政策鼓励发展境外经贸合作区、“一带一路”倡议、面对国内产能过剩以及国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中国制造业开始纷纷出海拓展等一系列的“故事”。

“三大三小”布局再出发

由于华立成功地开发了泰国泰中罗勇工业园，又正好赶上了“一带一路”这个“风口”，所以许多人误以为华立是一家工业地产开发商。其实华立在境外（而且只是在境外）开发中国工业园纯属偶然之举，当初的出发点只是想将华立在海外拓展中的经验和教训分享给中国的其他制造业企业，让后“出海”的中国企业不用再去走一遍弯路、交一遍学费。

当然，现在华立已经将境外工业园开发作为自身国际化发展战略目标中的一项战略投资来进行定位了，也初步确定了未来在全球开发运营“三大三小”中国工业园的战略目标，即在泰国（面向东盟和南亚）、墨西哥（面向美洲）、北非（面向欧洲、中东、非洲）分别开发一个规模达到10平方公里以上的中国工业园，同时适时在缅甸土瓦港、乌兹别克斯坦、埃塞俄比亚再各开发一个35平方公里的小型特色工业园区。总体上有计划、有组织地助力1000家中小制造业进行产业梯度转移和发展，这“三大三小”境外园区的选址定位，除了按华立坚持的选址理念以外，还着重考虑了未来能开辟新的更快捷和成本更低、能规避一些国际敏感冲突点的物流通道。

在泰国泰中罗勇工业园初步成功建设，以及墨西哥北美华富山工业园如火如荼运营之外，根据“三大三小”的境外工业园区的战略布局，当前华立集团正在筹建北非境外工业园区，选址基本确定在摩洛哥。这个园区的建设既针对当地市场，也辐射欧盟发达国家，目标在于协同国际产能合作，通过优势产能转移，建立中国企业面向欧洲和非洲市场的桥头堡，这也是华立积极践行中非合作八大行动中的产能促进。华立希望以自身在国际化经营开拓过程中所积累起来的经验、审慎细致的前期调研准备、以“利他即利己”的经营理念，帮助中国制造业以“门槛更低、风险更小、更易成功”的路径走出去，通过“抱团出海、抱团取暖、抱团竞争”的方式实现全球产能布局。在此过程中，也同样使得华立自身的产业在全球化布局中基础更扎实、更安全，协同能力更强。

与此同时，华立还将搭载“一带一路”列车，扩大将非洲优质农产品“引入” 中国的品种和数量，实现中非互通、互惠、互利。未来3年，我们计划从塞内加尔、埃塞俄比亚、苏丹、尼日利亚、喀麦隆等国进口花生、花生油、大豆、芝麻、花生粕、橡胶等产品。我们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非洲生产的优质农产品，通过我们的努力，进入中国人的菜单和食谱。

华立集团核心主业医药板块国际市场已经覆盖27个非洲国家，在肯尼亚、坦桑尼亚、乌干达、尼日利亚分别设立了医药公司，在部分地区设有下属分支机构及营销团队，自营分支机构和代理商覆盖大部分非洲国家。

华立青蒿素类抗疟药已在非洲40多个国家注册、销售，自有品牌Cotecxin、Artem、Artemedine、Duocotecxin等青蒿素类制剂累计销售上亿人份，为疟疾肆虐的非洲，带去“救命药”的福音，每年拯救数百万患者的生命，成为拉近中非距离的使者。此外，2017年华立旗下昆药集团的络泰血塞通软胶囊也在非洲坦桑尼亚上市，同时在多个国家开始注册，让非洲人民再次领略到了中国传统医药与现代科研技术相结合带来的成就与魅力。

2006年，华立成为商务部对外援助实施企业。截至目前，华立共实施中国政府抗疟药援助项目300余个，向疟区国家提供了价值超过3.5亿元、1800万人份的抗疟药品。此外，华立还承担了21期商务部援外培训班，来自61个国家的550余名学员参加了华立组织的疟疾防治、热带病防治和医疗器械类培训。

抱团开拓非洲市场

非洲这块孕育了人类生命之源的大地，也是地球上仅存的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乐土。由于历史的原因，非洲大部分国家目前还处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初级阶段。非洲人民与中国人民有着许多相似的经历，饱经战乱、饥饿、疾病，最终逐步走上了一条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强国之路。中非之间的友谊源于20世纪60年代， 在当时中国人自己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的时候，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倾力去帮助非洲国家。而今，中国已经先发展起来了，我们更应该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即市场化的行为和合作共赢的理念去与非洲人民共识、共创、共和、共享。

曾经，我与大部分中国人一样对非洲这块大地的印象是遥远、原始、落后甚至危险。但华立由于“青蒿素”的国际化，从2000年开始致力于打造“青蒿素抗疟药”全产业链，我本人多次去非洲进行市场调研，也就与非洲结下了“不解之缘”。如果你去了，你同样会被非洲人民的自然淳朴和人文环境所感动，你也会爱上非洲。非洲大陆现在有超过12亿的人口，平均年龄是全世界最年轻的，有预测至2045年，非洲总人口将会突破35亿，而且非洲大部分国家百业待兴，可谓发展潜力无限。当然对于非洲大部分地区和国家而言，目前的营商环境尤其是基础设施和产业配套等还存在着诸多不足，但在“一带一路”倡议之下的中非合作新模式推动下，我相信非洲的投资环境和营商环境将会得到极大的改善和提升。

2017年12月，我被推举当选为中非民间商会第三届理事会会长。中非民间商会是2006年由中央统战部牵头直接筹备成立的全国性商会组织，也是中国第一家专门服务于中国民营企业开展对非经贸投资合作以及对接非洲各国民间和政府资源的商会组织，致力于积极组织、引导和服务中国企业“走进非洲、融入非洲、建设非洲”，以务实方式促进和推动中非合作、南南合作。目前有直属会员650余家，联系对非业务与服务机构2000多家。截至2018年7月，我们的会员企业已在51个非洲国家开展业务，在38个非洲国家累计投资90多亿美元，已直接聘用当地员工10.5万人，间接带动非洲150多万人就业。

10多年来，中非民间商会在中央领导和中央统战部的关怀和全国工商联的直接领导下，已形成了政府联络与国际联络两大服务基础，贸易投资机会服务与投融资金融服务两大专属服务，还有法律商事、签证商旅、安保救援、对外宣传、人力资源、“一带一路”国际官员企业行6个公共服务平台，并一直以全球视野关注非洲机遇，嫁接中国动力，助力建设美好非洲，商会也被授予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特别咨商、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全面观察员身份。

尤其对于民营制造业企业，对于那些传统产业的优势产能，完全可以通过在非洲投资设厂以“销地产”和“产地多元化”升级简单的外贸出口，实现“多赢”的成果。在中非之间推动“产能合作”， 尤其是有序地推动在非洲建设“中国工业园”和“特色产业园”，全方位地帮助中国制造业门槛更低、风险更小、成功率更高地“走出去”，也将会是中非民间商会未来3—5年中的一项重要使命。